一、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种植遗址？
最新考古发现证明，稻香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一条大河岸边。
是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商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塘江上游，以浦江县商山遗址为代表。这就是世界稻作文化的源头。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伟表示，商山先民在距今约一万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不仅为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11月14日闭幕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上山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稻作遗存在世界上。商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也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起点。
而今年夏天，袁隆平的题词“天下稻源万年在山”也为人类共同的根基注入了鲜艳的色。
告别洞穴，打造“中国古代第一村”
上山遗址考古队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江乐平回忆，上山遗址的发现是从一次“跨越界线”开始的。
1996年6月，根据工作安排，蒋乐平放下长达8年的河姆渡文化研究，开始从事杭衢高速公路通车前的基础设施考古工作。第一站是萧山市濮阳镇。为了寻找新石器时代遗址，萧山文管委的同志无意间带领他来到了诸暨市附近的次屋镇，无意中发现了楼家桥遗址。
濮阳和茨坞都在濮阳河畔。濮阳河现为塘江支流。它是中国地图上一条短而细的蓝线，却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据论者介绍，《尚书舆功》中“三江入，震动江底”句中的“三江”，指的是松江、塘江、濮阳江。
基于娄家桥考古，蒋乐平提出了濮阳河流域考古考察的想法。2000年9月，他们来到浦阳江的源头浦江县。他们首先发掘了黄寨镇唐山北遗址，并在塘江南岸首次发现了良渚文化遗址。——“良渚人”渡过塘江。大家都很兴奋。
发现唐山北遗址后，考古队在附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木炭陶片、大口盆、石磨、石等。蒋乐平根据附近“上山堰”的旧地名，将其称为上山遗址。
上山遗址位于当地河流冲积盆地，海拔约50米。位于两个小土丘上，相对高度约3-5米。南土丘面积约1万-5万平方米，北土丘面积约1万平方米。现在，上山考古公园的两个陈列馆分别建在南北土墩上，馆内仍保留着考古遗址的原貌。
由于要主持跨虎桥遗址的第二次、第三次发掘，江乐平匆匆告别了尚山。跨虎桥遗址已经获得了很多回报。被评选为“200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一艘被誉为“中华第一船”的“八千年”独木舟。
不过，在跨虎桥遗址考古工作期间，蒋乐平并没有忘记上山。他还委托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的吴晓红博士对山上出土的碳包陶片进行了年代测定。结果令人惊讶11,400-8,600年前。这是改写中国东南考古史的重现。
2006年，“第四届环境考古大会暨商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浦江召开。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商山文化”正式命名。
良渚——河姆渡——跨湖桥——商山，四大遗址就像一座阶梯，让人们沿着阶梯拾级而上，寻找文明的源头。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曾讲过一个“优雅笑话”浙江考古从一座美丽的海岛出发，跨过一座渡口，跨过一座桥梁，最后“上”到“山”。
近20年来，塘江上游及毗邻的灵江流域已发现商山文化遗址19处。
这是中国乃至东亚发现的规模最大、最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群。浙江大学地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林教授分析了它们的地理分布沿河流分布，多分布在阶地或洪泛区；靠近支流，远离主流；具有适度的起伏和缓坡。
林周还注意到，在塘江上游干流曲江流域，商山文化遗址仅出现在南岸。这是因为北岸只有两处梯田，而南岸却有三处，而且曲江一直在北移，使得南岸更适合居住。
在上山遗址，蒋乐平带领团队发现了柱孔及由柱孔组成的建筑遗存。其中一处遗迹由三列平行的柱孔组成，很可能是木结构建筑的遗迹。在毗邻浦江的义乌，他们在桥头遗址发现了环沟遗迹，也属于商山文化。
在仙居下塘遗址，蒋乐平的同事钟兆兵也发现了“中心台地+环沟”的聚落特征。
对此，由中国考古学会、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文物局、金华市政府主办的纪念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证实商山文化遗址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农业聚落。商山文化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
严文明称上山遗址为“中国古代第一村落”。对此，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刘力评价，在上山遗址发现之前，洞穴外并无人类居住的遗址。因此，“中国古代第一村”名副其实。
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教授付道成也认为，上山遗址与今天的村庄或新石器时代晚期相比，仍然是“小”，但与旧石器时代的群落规模相比，已经是“小”了。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社区规模的大幅扩张将引发社会变革。大量的人将永久聚集在一个地方，这将促进和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傅道建解释说“在定居农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土地的‘私有’意识和土地的‘价值’究竟是何时产生的，尚无定论，但人类学家一致认为，一旦进入农业定居社会，它就伴随着土地的‘私有’意识和土地的‘价值’。通过土地和物质劳动力投入，所有权也在个人或家庭层面产生。”
他援引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的“新石器革命”理论，表示商山文化涵盖了这一理论的全部基本特征。尤其是“定居”社会是“新石器革命”的根本标志，而长江下游的定居时代无疑是从商山文化开始，并在此后不断发展，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驯化水稻，从“八千年”到“万岁”
“我们能够取得抗击COVID-19疫情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确保粮食安全。”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程世华表示，大米作为中国的主粮之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是水稻资源丰富、科技强国、生产大国。”程世华说南起三亚，北至漠河，跨越35个纬度的广阔土地上种植着水稻，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水稻年产量2亿多吨，居世界第一。我国水稻种类丰富，其中有野生稻3种、栽培稻2个亚种、16个品种，本土稻种资源7万余份，占世界资源一半以上。水稻矮育和杂交水稻的两次“绿色革命”也发生在中国。
“水稻种子资源是水稻育种革命的基石，丰富的水稻种子资源是我国成为水稻科技强国的基础。栽培稻的原产地拥有最丰富的水稻遗传资源。”程世华表示，“要让中国人民满意、吃得好、吃得安全，要重视栽培稻起源和稻农文化研究，加强稻种保存、创新和利用研究”资源。”
他举了个例子国家之所以在杭州设立中国水稻研究所，是因为浙江既能种植籼稻、粳稻，而且杂交水稻育种过程中所需的“维持系”也来自浙江的水稻种子资源。
然而，水稻研究也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深深的痛苦。程世华回忆，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重德将水稻分为“印度亚种”和“日本亚种”，在拉丁学名中嵌入了印度和日本的国名。他主张栽培稻的“印度起源说”。
20世纪60年代之前，大多数外国文学也采用“印度起源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学者通过测年技术发现，印度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水稻年代距今不超过4500年。
此后，有学者提出栽培稻可能起源于印度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然而，该地区尚未发现超过5000年的遗迹。
1956年，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英发表了《中国栽培水稻种子的起源与演化》一文，在上引起强烈反响。他纠正了起源，提出了栽培稻籼粳两个亚种和品种分类系统，还提出了栽培稻的“华南起源说”。“华南起源说”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此后，有人提出了“云贵高原起源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水稻起源的主流理论。“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在长江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稻作遗存数量最多、最古老。”
1970年代两次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率先将中国稻作文化的历史推进到了7000年前。与其他国家相比，堪称“无与伦比”。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湖南理县彭头山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县仙人洞斗环遗址等一系列遗址都曾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将水稻作物变成碎片。农业起源的论文是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写成的。
新世纪以来，上山遗址开始加入这场探寻稻作起源的接力赛。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吕厚源研究员表示，目前全国出土稻米遗存的考古遗址有568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其中只有12处。年龄超过“八千岁”的，而“万岁”的只有两个地方，分别是浙江上山和江西万年仙人洞。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邓振华研究员则较为谨慎。他认为，中国对稻米的使用早于“9000年”，目前只有商山文化遗址有比较明确的证据。
“上山遗址拥有早期农耕生产的全部考古证据，只有上山遗址才能从农业起源的角度探讨水稻农业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表示，由于上山遗址表现出定居生活，发现了出土的水稻，还发现了水稻的利用和农具。
上山遗址群主要所在的金衢盆地，确实是一个世外桃源。因流域内有金华、衢州两市而得名。属晚白垩世-古近纪裂谷盆地。古生物学家在当地发现了大量恐龙化石、恐龙蛋化石和恐龙足迹化石。浙江自然博物馆党支部副书记金兴胜告诉小编，当时这里溪流纵横，植被丰富，气候温暖湿润，适合恐龙生存。
一万年前，海平面比今天低得多。此后，最大升降高度已达40米。河姆渡遗址、跨虎桥遗址等处都留有海水浸泡的痕迹。
例如，最近发现的井头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是中国沿海最古老的贝丘遗址。距今333,548,000年前，它被深埋在地下，当时该地区还是海边。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舫”也经过了长期的脱水、淡化处理。林周表示，海平面升降并未对金衢盆地造成影响。
“生物信息学追踪研究结果表明，最早的栽培稻出现在距今约8200年至13500年前的中国长江流域。近10年的考古发现也支持了这一研究结果。”程世华说，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关栽培稻起源的证据最多，而浙江水稻起源的证据最齐全、历史最久。
考古队中的“植物人”
说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要么想到后母五当鼎这样的重型青铜器，要么想到《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长卷书画。
在上山考古公园，如果要说最珍贵的宝物是一粒“万年稻”，那它的细节只能通过放大镜观察。但它的重量却丝毫不亚于一把大兵器。
2005年由赵志军等学者通过浮选发现。浮选法的原理非常简单。将土壤样品放入水中，比重小于土壤颗粒的碳化植物残骸就会浮出水面。然而，付诸实践需要专业的设备和精心的操作。
赵志军是第一个向国内学术界系统介绍植物考古学的学者。从此，一批绰号为“植物人”的植物考古学家加入了中国考古队伍。迎接他们的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丰富的古代植物遗存。
几次见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郑云飞研究员。他总是坐在双目显微镜前观察出土的水稻标本，重点关注它们的“玉米粒”。
穗轴是水稻和稻秆小枝之间的连接部分。野生稻可以自然脱粒，因此稻米与穗轴的接触面光滑，但栽培稻却失去了自然脱粒的特性，因此存在人工脱粒的“伤痕”。通过这一特征，考古学家发现，上山遗址群出土的小玉米棒的接触面既光滑又伤痕累累，这表明先民在一万年前就已经开始驯化水稻。
卢厚源团队致力于植物硅酸盐的研究。高等植物的根部在吸收地下水的同时，还吸收一定量的可溶性二氧化硅，最终填充在细胞组织中。这种尺寸仅有5-100微米的硅胶，对于植物考古具有诸多优点产量高、分布广、耐高温和风化、植物分类意义明确，具有被发现、保存的潜力并确定。优势。而且，植硅体还含有有机碳，是一种全新的测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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