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许进入疫村是否合法？

一、不允许进入疫村是否合法？

首先，打的风潮突然停止了。往年，打是家乡村民过年不可缺少的活动。因为我们家有桌，春节前后每天都有人来来往往。然而，今年春节期间，我们的机只启动了一次。原因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了预防措施并试图避免彼此接触。我们自然村的微信群是村民互相邀请打的主要方式。但今年，即使有人在群里发起倡议，成为熟悉的玩家，对方也只会提醒他，现在疫情严重，不要打。

其次，大多数村民自觉不再走亲访友。以前在我的家乡，春节的主要活动就是走亲访友。腊月，亲朋好友之间需要互相“辞别”，正月则要互相“拜年”。但今年，大多数村民改变了这一习俗，不再走亲访友。相反，他们通过电话和微信视频告别并拜年。当姑妈让妈妈去看爷爷奶奶的时候，妈妈还引用了她在抖音上看到的一句话“等钟南山说可以去探亲了。”

三是大多数村民更加注重个人卫生。由于对新型肺炎的恐惧，家乡大部分村民的个人卫生意识明显提高。比如，以前村民洗手时，往往只是简单地用水冲洗一下，但现在很多村民都戴上了口罩，同时，少数村民也逐渐学会了外出时戴口罩。目前国家在农村大力推进的“厕所革命”，为农民改变卫生习惯提供了硬件支撑。

最终，村民们积极拒绝“吃野味”。我的家乡森林覆盖率高，野生动物也很多。过去，吃野味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然而，这一次的疫情爆发和新闻宣传，让所有村民很快意识到“吃野味”的危害所在。一时之间，一位常去山里“打猎”的村民成了众矢之的。不少村民表示，“希望他早日被警方抓获”。而以前喜欢“吃野味”的村民们也意识到，“看来这些东西确实不应该乱吃。”

仍然存在的题

虽然农村基层治理组织做了大量工作，大多数农民也开始自觉采取防疫措施，但在我看来，家乡和农村的防疫工作还存在很多题。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1、基层组织防疫宣传不到位，不少村民还没有树立正确的疫情防控认识。作为一名普通村民，我很少从当地基层政府或村级组织收到有关疫情防控的信息。我了解疫情信息和防疫措施的主要来源是互联网。然而，当前农村社会并不是一个同质社会，村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有的村民年龄较小，经常使用手机，可以及时联系和接受新信息，但有的村民年龄较大，上网较少，很少外出，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通过互联网发布的大量信息。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接受。在他们看来，只有政府、村级组织等“正式单位”的信息才可信、重要。

防疫宣传中基层组织的缺位，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一些中老年村民对疫情防控难以树立正确认识，不愿意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在个人生活习惯上仍然我行我素。这样的结果就是你让自己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比如，我刚从武汉回来，正在自我隔离，但很多亲戚仍然来到我家，主动和我聊天，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其次，有关疫情和防疫措施的各种谣言正在迅速传播，比如我们村很多村民仍然认为疫情并不可怕，只要坚持喝“姜汁可乐”就可以预防病。

2、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完善，难以实现更加专业的防疫。我们村是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2010年首次合并时，共有三个诊所，每个诊所都有一名医生。然而，随着老一代乡村医生逐渐退休，新一代年轻人却不愿回归。村里成为了后继者，现在村里只剩下诊所和村医一家。因为我们村地处山区，是由三个村合并而成的。它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仅凭一个诊所和一名村医很难快速传递防疫知识，更难以为村民提供更专业的救治。对于疫情监测，像我这样需要集中监测的人，村里只能要求我回家后去乡卫生院检查体温。甚至没有人能够告诉村民，疫情防控期间需要做什么。这取决于村民的自发行动。

3、农村防疫物资短缺，难以实现有效防疫。在防疫过程中，口罩是最基本的物资，而我们镇只有两家药店。他们出售的口罩早已被镇上的居民抢购一空。当我们村的村民去镇上买口罩时，已经卖完了。由于口罩不够，我们一家人在防疫上只能退而求其次，要求我戴口罩，防止我可能携带的病传播，但这显然只是权宜之计。

四、农村疫情防控建议

短期来看，农村疫情防控关键在于加强宣传。在我们当地，即使是除夕之夜，村委会和乡镇干部依然奋战在防疫第一线，但他们的工作重点是监测返村人员、堵截等“苦干”。道路。“工作”，但疫情状况和防疫知识的宣传还存在很大不足。村民主要通过互联网获取各种信息。有的村民难以获取互联网上的信息，有的村民则难以识别互联网上的信息。导致很多村民对疫情还没有正确认识，难以形成相应的防疫意识，获得正确的防疫方法。事实上，在农村防疫工作中，首要题是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防疫意识、掌握正确的防疫方法，否则其他防疫方法就难以奏效。比如，在我们村，尽管村级组织和基层政府做了大量的堵路工作，但仍有少数村民步行、爬山、走小路走亲访友。因此，当前农村防疫工作不仅需要“硬工作”，还需要相应的宣传“软工作”，让村民转变意识，进而动员每一个村民自发进行疫情防控。只有软硬结合，才能事半功倍。

从长远看，农村防疫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随着老一代乡村医生逐渐退休，新一代年轻人不愿回村担任乡村医生，当前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进入短缺阶段。不仅在我的家乡，在其他地区的研究中，笔者也发现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正在解体。比如，笔者在调查中部某地区的“县卫健委”时发现，该县目前有5个行政村没有诊所。更为严重的是，乡村医生的平均年龄超过50岁。每年都有大量乡村医生退休，但每年招聘乡村医生时连50个空缺都很难填补。这意味着，几年后，该县将有越来越多的村庄没有卫生所。卫生室是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最前线、农村防疫的第一线。随着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弱化，现有体系的压力将会加大，农村防疫的难度显然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农村地区处于公共卫生系统之外的情况。因此，着眼未来，国家应相应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不能让它“自然消亡”，积极改善农村作为公共卫生短板的状况。

最后，政府应适当加强对农村地区的防疫物资供应。由于远离市场和医疗机构，农村地区实际上更缺乏各种防疫物资。物资短缺是农村防疫工作无法高效开展的重要原因。这就要求政府在更高层次、更广泛范围内做好防疫物资的发放工作。部署，从而缓解农村社会疫情防控必需物资匮乏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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