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介绍被疫情放大的生存困境——特殊教育机构“步履维艰”，以及一些疫情企业很难生存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
日常教学中，惠灵一中老师和家长带学生参加认知训练班。有些学生不能独立完成动作，需要老师在身体后面提供支撑。
2020年4月7日，广州市白云区惠灵特殊教育培训中心通知家长，“由于疫情对机构的影响”，将向该校智障儿童家庭收取床位费和学位费。培训中心。没有课却要收“安置费”？这一决定引发了争议，并凸显了特殊服务机构的困境。
惠灵第一学校是惠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下属的培训中心。作为中国最早的公益组织之一，惠灵成立已有30年。主要服务于智障成年人，在全国设有近40个“分支机构”。2020年2月以来，受疫情影响，汇灵未提供服务，收入不足导致现金流紧张。“再加上没有收到社会捐款和政府补贴，整个组织的收入锐减了90%。”慧灵创始人孟维娜告诉南方周末编辑。
作为一家社会服务机构，惠灵的遭遇并非个案。多方信息显示，疫情期间不少社会服务机构面临困难。平日里，他们的利润空间有限，现金储备也比较紧张，复课时间也不确定。租金和教学的特殊性给运营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多位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编辑，尽快开学已成为他们现在必须抓住的“救命稻草”。
充电与否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慧玲目前的困境可谓“前所未有”。
疫情前，全国近40家惠灵门店平均月服务收入为200万元。停课后，该机构收入减少近700万元。孟维娜告诉南方周末编辑，从2月底开始，惠灵各地员工的工资仅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80元。“北京、上海、广州的老师每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
作为一个“老牌”公益组织，惠灵在成人智障服务领域颇有名气。三十年来，已在全国23个省份30多个城市开设了分公司。除了为智障人士提供关爱外，还发展了艺术团体、社会企业、培训机构等多种形式，直接服务了1800多人。一个有精神障碍的人。
惠灵第一学校成立于1995年，主要招收5-15岁智障儿童。由于疫情期间的生存压力，惠灵一中想到了收取“安置费”。从3月份开始，每名学生每月收取300元床位费和学位费。鼓励有条件的家长向机构捐款。提前缴纳1-2个月的服务费，缓解学校困难。
在4月7日致家长的一封信中，惠灵一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面临的压力社会融资是近20年来“最困难”的，学校没有盈余，收入“基本为0”，如果开学失败，就无法筹集资金。服务费无政府项目补贴。同时，学校还需要支付教师工资、水电等费用。
据校长王乔介绍，学校现有学生43人，教职员工22人。“由于不存在校舍租金题，教师每月10万元的工资是学校日常运营中最大的支出。”
根据王乔的计算，如果每位学生家长如期两个月缴纳“床位费+学位费”共计600元，学校可提取约25万元用于支付教师工资。
王乔告诉南方周末编辑，虽然大部分家长都支持学校的决定，但“也有人表示很难，因为疫情期间没有收入”。但家长信发出一周后，学校只收到3名家长的1800元。
有家长就这笔费用向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投诉。4月15日，王乔接到教育局的询电话，最终退还了1800元“安置费”。
面对投诉，王乔心里有些委屈。
目前，在惠灵一中就读的所有智障儿童均未在广州。他们很难进入广州当地的残疾人学校就读。他们大多数家庭经济并不富裕。根据入学时间，这些家庭需要每月向学校缴纳费用。费用从1355元到2800元不等，学校周一至周五为孩子们提供日常服务，包括康复训练、辅导培训和社区活动等。
在民政部门登记时，惠灵一中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白云区教育局业务部门为“教育培训机构”。如果您的孩子在惠灵一中学习，他们需要另找学校。学校的招生状况为空缺。
“脑瘫、自闭症孩子很难进入正规学校，我们更像是一所以‘培训机构’名义设立的学校。”王乔解释道。
然而，这些患有精神障碍的孩子所缴纳的费用远远不够“学校”的日常开支。王乔告诉南方周末编辑，惠灵一中维持日常开支的资金60%来自学费，40%来自社会捐款和慈善基金会对学校的专项拨款。惠灵一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它完全依靠外部补贴来维持运营。学生越多，损失就越大。学校账户上的余额最低也只有19000多元。”
疫情发生以来，服务项目暂停。作为创始人，孟维娜希望通过慈善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筹集尽可能多的资金，为慧灵找到资金。但她发现，公益基金会和企业也面临着营业收入减少、现金流紧张的题。虽然找到了一些经济支持，但远远不足以满足慧玲的日常开支。
面对父母的抱怨和目前的困境，孟维娜坦言自己很矛盾。
不收费，慧灵就无法生存；如果生意不能继续下去，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亲爱的惠苓，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不要‘煮豆烧豆’。”她在朋友圈呼吁。
未来该组织会更加商业化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孟维娜意识到，机构应该建立半年甚至一年的储备金制度，“想办法储备‘防灾粮草’，设立专门的防灾和救灾物资。”财政方面的紧急资金。”孟维娜发现，日常运营方面，“收费和成本接近的话就安全了”，但面对疫情等突发事件，“平时的运营设计就失败了”。
现金流不足是所有受访社会服务机构面临的共同题。
武汉艾特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也遇到了与惠灵类似的题。这家原本为300多名特殊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机构，在疫情期间暂停了服务。同时，机构采用月租的方式进行租金。其中，人员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近30万元。
《艾特》导演胡宏告诉南方周末编辑，“现在花的都是过去十年积累的资金”。
胡红介绍，“艾特”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三部分政府项目补贴、家长支付的康复费和社会捐赠。其中，政府补贴和家长缴费占比超过40%。
作为武汉市政府定点的0-14岁残疾儿童专业康复培训机构，武汉市残联、湖北省残联每年根据艾特服务的儿童数量为残疾儿童发放康复补贴，让智障儿童能够按时得到康复。服务，艾特需要对所提供的服务设定价格。“一个孩子每年的康复补贴和家庭支出大概在2万元左右。”胡红说。
目前康复训练尚未恢复，机构无法领取康复补贴。“按照康复课程，平均每个月补贴2万元。复课后，如果为了拿到补贴而让孩子们频繁上课，这些孩子是承受不了的。”胡红说。
2020年2月，胡宏试图与武汉市另外7个残疾人救助组织联合筹集资金，但经过三个月的忙碌，他只筹到了388万元，不得不分给8个组织。“这实在是杯水车薪。”
4月17日，北京市残联发布通知，提出从4月20日起，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建立远程康复工作制度”，北京市残联“对康复服务给予补贴”。向符合规定要求的残疾儿童收取费用。”同时，将康复机构在线进行的“远程个体康复服务”纳入补贴范围。胡宏对北京的政策感到非常兴奋。她急忙询武汉的相关政策，但至今尚未得到明确复。
从事特殊儿童康复训练十余年。以前有人向胡红建议商业化运作，但她一直想坚持机构的慈善性质。疫情的影响让她有了新的想法，“为了应对影响，我们未来可以让组织更加商业化，改变过去的微利运营模式。”
“一些优惠政策执行起来困难”
事实上，这些特殊教育机构为民办非企业机构，其特点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与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运营不同。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接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事务主管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业务监督管理，不得设立分支机构。民政部门登记和相关部门业务主管也被称为“双重管理模式”。
相应地，符合条件的社会服务机构可以享受免税资格。但由于其资产的公益性质，其收入不能用于利润分享。作为社会资产，该资产不能用于银行抵押或资本贷款。
特殊教育机构的现金流困难因此尤为凸显。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贾西金发现，根据规定，目前社会力量开展公益事业相当于捐赠的产权形式只有一种。一些非现金捐赠，如股权捐赠、实物捐赠、信贷、融资等形式的资本投入目前仍大多难以实现，社会资本参与民间非经济发展也存在困难。政府企业。
此外，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也引发了一些题。比如民办非企业单位要找到业务主管部门。“不同地区、甚至不同领导人的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贾希金在《社会力量设立公益事业政策体系中的不平等分析》一文中写道。
慧灵目前在全国各地设有机构，采取“集团化运作”。孟维娜解释说，惠菱的“抱团”并没有体现在经济上，也没有利润分成。“更多的是一个共同的品牌和活动中的相互支持。”
各地慧灵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根据当地政策的不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困难。
“双轨管理模式”下，惠灵一中的业务主管单位是教育局，因此不享受残联发放的补贴；而西安惠灵、杭州惠灵的工商监管部门是当地残联，平日政府采购项目较多，疫情影响略小。
贾希锦认为，目前很多地方社会力量进入公益事业都存在一些不匹配的题。河北工业大学教授李金海在2017年的文章《政府购买服务背景下的民间非政府组织改革》中指出了几个题。
“一是财税政策不完善，目前针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少。二是制度设计不合理，政策体系不完善，导致一些优惠政策落实困难。”
2020年2月2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通知疫情期间，微型企业可相应享受一定的税收和税收优惠。社会保障扣除。
然而，民办非企业机构却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被划入了大企业的行列。与大企业一样，“民办非企业单位可减半缴纳三险”。2月28日，上述三部门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关于分阶段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具体实施情况的复》的解释中撰文。
“民办非机构的利润率比企业低，但这次豁免将其归为大型企业，不享受政府的政策豁免和小微企业豁免。”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薛松表示困惑。
深圳公益学院代院长、教授黄浩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他认为该政策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主要针对企业。民政部对基金会、协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的统计尚未完全纳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系统。
黄浩明建议，遇到此类事件，可以向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或者通过行业协会反馈。同时，还需要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意识。
我希望学校尽快开学
疫情期间，吴雪松亲眼目睹了大量民办幼儿园为民办幼儿园的困难。“大多数民办幼儿园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融资，严重依赖每月教育费收入，抗风险能力较差。”他认为，这些民办幼儿园如果单靠自己来拯救自己，成绩很难有起色。
停课期间，惠灵还尝试在线教学，开发新的在线课程。孩子们和家长们一起，在家传授防疫知识和康复技巧。她也想过按课时收费99元/人，但效果很难达到。满意的。
原因很明显，他们服务于特殊人群。智障人士注意力难以集中，更多中重度智障人士必须依赖线下服务。但疫情期间，上门服务不太现实。惠灵副总裁张五娟认为，“疫情对残疾人服务领域的影响实在无法估量。”
居家生活也给智障人士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张五娟发现，精神障碍患者长期呆在家里，无法按照原来的规则进行康复训练，开始变得焦虑。有的学生在家发脾气，有的学生偷偷离家出走。一些家长担心，如果长期不接受系统的训练，孩子各方面的能力会趋于下降。
“无论是父母、孩子还是慧玲，都需要尽快回到正轨。”孟维娜在采访中多次强调。
但“回到正轨”与“回到过去”相差甚远。“疫情影响了各行各业的收入，社会筹款经历了史上最严冬。”张五娟发现，疫情的影响很可能更为长期，要求特殊教育机构做出更多的调整，也带来更多的挑战。
目前，学校尽快重新开学的希望已成为特勤机构紧抓的“救命稻草”。
“复工之前，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谈及未来，胡宏十分担忧。
被疫情放大的生存困境——特殊教育机构“步履维艰”和一些关于疫情企业很难生存话题，本篇有详细解，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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